根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七年，鲁国的属国郯国国君郯子到鲁国进行朝拜，鲁昭公问起上古时代的官制，郯子根据自己的祖先少昊氏的官制，介绍了传说时代的官名设置与制度变迁。事后孔子问学于郯子，收获颇多，留下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评语。
这句据说出自孔子之口的名言透露出一个事实：一个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国度，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在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播上常常不同步，当核心地区因政治变故或文化变迁使某段历史难以被言说，保留在边缘地带的历史记忆便成了重新激活传统的基因库，就像被送上诺亚方舟的各类动物。除此以外，历史上常有另外一种现象，沉醉于自身先进与发达的核心文明拥有者，喜欢观察那些因空间阻隔而呈现出与核心区风俗迥异的边地，将之想象为世外桃源式的美丽异乡。于是，“在边缘地区发现中心”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或是从中寻找核心区文明的黑匣子，或是在差异对比中增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但无论哪种做法，都是在固化核心区与边缘地带的角色。
也许应该追问，边缘地带是否拥有与核心地区不同的文明形态？哪些神秘而淳朴的异乡桃源，是一向如此还是被塑造的结果？边缘何以边缘化、核心文明为何会成为核心、它们在怎样的时空环境下形成“中心—边缘”的构造？这些都很难从核心文明的历史记录中找到完整的线索，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探佚寻幽。不过，史书断简字迹模糊之处，留下了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足迹。边缘区因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另一种生活形式与社会形态，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绝佳样本。
徜徉于“华夏边缘”的王明珂从人类学田野出发，对过往的历史叙事与“中心—边缘”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的眼中，主体文明的历史叙说有时过滤或遮蔽了各种社会生态共有的某些生活方式，或是试图禁止这些生活方式，这便造成了自身文明不同于边缘区的假象。因此，边缘地带的生存模式与社会生态并非核心文明的“他者”，边缘区也并非外在于主体文明，在人人都置身于被历史情境所限定的现实之中，中心与边缘的差别才会被有意无意地不断描述。描述虽非事实，但会作用于现实，因此，反思历史叙事也是对现实的校正，正如那句掷地有声的箴言所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王明珂
问：您的一系列著作，从考察对象所在的地域而言，恰巧处于“胡焕庸线”（注：20世纪上半期，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中国人口大致沿着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之间的一条分割线，呈现出人口密度分布的不均衡性，该线东南方居民占中国总人口的95%左右，而该线西北方则是地广人稀。）的西部和北部。从人口分布的角度而言，这个区域的人口密度低于处在这条线以东、以南的地区，而且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族群关系较为复杂，加入大一统政权的时间也较晚。您选择这个区域的族群与文化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这种旨趣是受个人兴趣影响更大，还是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学术逻辑？
答：我最初涉足研究时，只是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羌”进行考察。后来在美国攻读博士，接受了一些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等方面的训练，我的兴趣就不止是在某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如羌族，而更关注区域人群间什么样的社会互动过程让核心成为核心，边缘成为边缘，同时也让人们感觉有些“历史”与“文化”很奇特或陌生。我关注及观察对我们而言较为陌生的历史、文化现象，结合对该区域人群的社会情境调查，来解释那些看似异端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在做过这些调查与研究之后，逐渐由此反观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我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这种反思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将那些原本陌生的事物熟悉化之后，应该再去重新思考以前自己习以为常的、觉得毫无疑问的熟悉现象，将它们视为奇特及陌生的﹑应被重新探讨及检视的，如此我们便会对于以前自己很熟悉的东西产生新的认识。简言之，关注那些原本处于边缘的区域人群，对于我们理解核心区域人群，以及理解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偏见，会有很大的帮助。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研究中仍普遍存有一现象，就是学者们怀着猎奇的心态研究边远社会人群或边疆少数民族。那些学者，怀着优越感和作为先进者的心理去观察某种“异文化”，他们关注及描述边缘地区人群的“另类”生活，“另类”社会文化。更早﹐中国明清时期中原文人对西北和西南边疆地理与人群的书写，很多也都是猎奇式的描述。西方人类学经历过类似的发展阶段。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借助对一些原始部落的调查，用来证明“我们”的进步性。当时西方人类学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无论是研究某个区域的原住民还是某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都特别喜欢研究这些族群的宗教，其用意在于说明这些在物质生活方面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十分迷信，并且从他们的迷信，或者他们的多神信仰来证明“我们”并非迷信的人群，或者证明基督教所属的一神教在人类宗教演化上是一种进步。这种基于文化优越性的观点后来受到了很多批评。另如“传播论”﹐将有相似因素的各地域文化﹐视为某种强势文化向外传播、影响而造成的结果﹔这一论说同样带有强烈的霸权色彩，后来也被新时代人类学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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