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估计是很多人对于汉王朝最深刻记忆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来自于“鸡血”横流的《汉武大帝》、《汉书》作者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与匈奴交往的“屈辱史”，让他对“外患”的笔墨远比司马迁更重，这种情绪与当代年轻人渗入骨髓的近代屈辱史教育完美契合。
所以，西汉王朝很容易就被套上了“铁血”的标签，与《大秦帝国》中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堪称一时瑜亮，进而脑补出了一个上古时代的“军国主义”想象，由此发散汉武帝固然是好皇帝，“独尊儒术”的经却被后世念歪了，以至于儒生误国，否则，中华的疆域早就到欧洲了，可能新大陆也要说汉语了。
问题是，这些想象是事实吗?
我们先来看看军国主义这个词，英文是Militarism，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这个词汇，在人类历史上最匹配的，就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所谓的“普鲁士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在军事优先的程度上，就算是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也要瞠乎其后。
但是请注意，无论是上述概念还是事实，都导出了一个核心，那就是“先军”二字，这个我们邻国利用汉字的精妙总结。
军事优先，乃至于军队优先，至少要保障在营军人的生活水平，哪怕国民吃不饱，也要让士兵有力气打仗，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毕竟没有力气，士兵是拉不开强弩，挥不动刀枪的。
那么，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大汉王朝能做到吗?
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边防士兵的食谱。
原本这么琐碎的信息，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是很难见到的，万幸在近百年来出土了一系列的汉代边戍的竹简和木牍，为研究者提供西汉边防军人生活、执勤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系列的细节。
《史记》上有“五谷”之说，即“黍、粟、麦、菽、稻”，但南北地域广大，主食各不相同，比如关东地区就以麦饭为主，《说文·食部》：
陈、楚之间食麦饭日蜚。
所谓“麦饭”，颜师古注释《急就章》卷二“饼饵麦饭甘豆羹”条称：
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甘豆羹，以洮米泔和小豆而煮之也;一曰以小豆为羹，不以醯酢，其味纯甘，故曰甘豆羹也。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翻译过来就是经过粗加工的小麦，不经磨面粉精加工的工序，直接做成一粒粒的麦饭，属于下层百姓的食物，当然，大人物若是混不好，也得吃这个，见《后汉书·冯异传》：
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
此时已经是汉光武帝起兵之后，西汉早已灭亡，石磨早已不是稀罕物，民间仍旧在吃麦饭，以至于遇厄的汉光武也只能吃这个。
不过，关东、关西和江南本就有所不同，河西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麦两类，其中“粟”，今天北方俗称为“小米”、“谷子”，在汉简中又分为几个种类，如粟、白粟、秣粟、粟米等。
还有属于“粟”的作物“黍”和“稞”。
“黍”就是今天说的黄米，有粘性可酿酒，在汉简中有个多个异名，如“糜子”、“黄米”、“稷”等。
“稞”则是比较优质的“粟”，往往有黏性，汉简中也称为“粱”、“白粱”、“粱米”、“秫”。
至于麦子的食用，汉简中也记载颇多，有“麦”、“米麦”、“大麦”、“小麦”、“穬麦”等不同的叫法，按照何双全先生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中的考证，这些麦的形象特征与今天的冬小麦相同。
主食之外是副食，比如“菽”，也就是豆子。
与先秦时“菽”仍是主粮不同，西汉时，“菽”的地位在下降，直接将其作为主粮食用的情况越来越少，而代之以“豆酱”、“豆豉”、“豆腐”、“大豆黄卷”等形式，而且，河西地区因为气候特性，豆类并非产区，虽然有戍卒食用的记录，应该属于粮食输入的情况。
另一项重要副食是蔬菜，徐元邦先生在《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中的考证所见的蔬菜名称有：
葱、姜、韭、葵、毋菁、薯和荠、胡豆。
葵，在明代以前并非指向日葵，又名“冬苋菜”或“滑菜”，王帧《农书》记载：
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供食之余可为菹腊(咸干菜)，枯枿之遗可为榜簇，子若根则能疗疾。
毋菁，即“蔓菁”、“芜菁”，也称“诸葛菜”，蔓菁按根形分为长圆两种，有多种颜色，性似萝卜、喜清凉，皮色光洁者为贵。
薯，不是马铃薯、红薯，它们是外来物种，中国原生的薯，也称“藷藇”，也就是今天的“山药”。
荠，在汉简写作“介”，或为“芸苔”，即今天所说的油菜，荠子还可做酱，也就是油菜籽。
胡豆，居延有出土实物，形状与豌豆类似，应指今天的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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